【两会热点】2015全国两会代表谈职业教育

全国政协委员胡卫：发展职业教育    需扩大职业院校办学自主权

　　全国政协委员、上海教科院副院长胡卫针对“职业教育”问题提出提案，他指出，下好职业教育这盘大棋，不能仅靠政府及教育部门主导推进，还必须把相关的利益主体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并赋予职业院校的办学自主权。现实中，政府热衷于扮演全能化的控制角色，表现在：一顶层制度设计滞后，政策反复多变；二盲目追求速度和规模；三学校行政化、校长官僚化。为此，建议：一政府要进一步放权，赋予学校办学自主权；二政府要转变管理方式，提升治理能力；三完善职业院校内部治理结构，提升自主办学能力。

　　以下是全国政协委员胡卫关于“扩大职业院校办学自主权”提案的全部内容：

　　发展职业教育是转方式、调结构、惠民生、促就业的重要战略举措。《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明确了今后一个时期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方针政策、目标任务和重大举措，为新时期职业教育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职业教育迎来了新一轮大发展的机遇。

　　职业教育是普适性事业，有其自身内在的规律。尊重职业教育发展的规律，一是必须调动相关重要主体的积极性。黄炎培先生早就说过，“办职业学校的，须同时和一切教育界、职业界努力地沟通和联络。”由于职业教育与经济发展、市场需求及人在职场中履历等联系最直接、最密切，因此必须要从办学方和劳动力市场等两端来努力。二是要适应社会发展和时代变化。以新能源、新材料、新技术与互联网的创新、融合为标志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对职业教育产生巨大挑战，教育形态将发生变化，有人提出了三个校园，第一个是传统校园，第二个是延伸行业、企业的校园，第三个是基于互联网云计算的校园。这个挑战还蕴藏着一种可能，第二个校园将成为第一个校园，这更好地解决人才培养和技术进步同步的问题。“场景”是现代职业教育的基因，职业院校只有把教学活动置于职业场景中，用真实的技术、真实的设备、真实的案例、真实的项目来开展教育，才能取得实效。因此，职业教育必须拥抱新思想、新产业、新科技。

　　有基于此，下好职业教育这盘大棋，不能仅靠政府及教育部门主导推进，还必须把和职业教育相关的利益主体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并赋予培养端职业院校的办学自主权。

　　一、存在的问题

　　然而，现实情况是，政府热衷于在职业教育各个环节中，扮演全能化的控制角色，学校资源由政府通过计划配置，无论是办学体制，还是运行机制，无所不在、无所不包的计划都将它们囊括在内，导致学校主体缺乏自主办学的主动性，进而使人才培养同质化、学校管理行政化、专业设置封闭化、校企合作表面化。企业主体一方面难以招聘或订制到高素质的技能型劳动者；另一方面，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很难积极有效地参与到人才培养中，而国家增加的职业教育拨款又进一步强化职业学校行政化的办学倾向，从而导致企业参与的“挤出效应”。

　　现实中，政府热衷于在职业教育各环节，扮演全能化的控制角色，主要表现在：

　　1、顶层制度设计滞后，政策反复多变。譬如，一会让职业院校从行业企业剥离出来，一会又让学校回归行业企业；一会高职升本成风，一会又让升本的600多所本科院校转为职业学校。这种“翻烧饼”做法客观上造成了对职业教育的冲击和损害。

　　2、我们的“体制”容易盲目追求速度。譬如，动辄投资几十亿、上百亿，圈地造城，欠下大量“地方债”。

　　3、学校行政化、校长官僚化。譬如，校长书记由上级行政部门和组织部门任命;专业设置和课程设置要报批；招生和就业要给计划；学校资源由政府通过计划配置，导致学校主体缺乏自主办学的主动性。

　　二、对策建议

　　当前，落实和扩大职业院校办学自主权，关键要处理好政校关系，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推进教育管办评分离改革，政府和学校在发展中各归其位，实现政府宏观管理，学校自主办学。特提出如下建议：

　　1、政府要进一步放权，赋予学校办学自主权。

　　政府应减少对学校微观事务的管理和干预，扩大学校在办学定位、发展目标、人才培养模式、课程选择、专业设置、教师管理、自主招生、校企合作、经费使用等方面的权力。譬如，在人事管理权上，职业院校想从企业中聘请工程师、实验技术人员、管理骨干，担任“双师型”教师，然而这些人因学历、职称、身份等问题很难进来，进不了学校编制，许多学校都感到很无奈，呼吁应扩大职业院校的用人自主权。

　　2、政府要转变管理方式，提升治理能力。

　　政府要从直接管理转向间接管理，从微观管理转向宏观管理，把该放的放掉，该管的管好。集中精力做好顶层设计，参与制订和完善职业教育法；清理一系列歧视职业教育的规章制度和评价标准；制定鼓励行业、企业、民间力量参与和投入职业教育的法规政策，对参与举办职业教育的企业和民间力量给予税收减免和税前列支；建立职业教育发展多维度、全方位、公开化的数据库，运用大数据、云计算就职业教育和人口变化、产业需求进行关联性分析；改革财政拨款方式，在供给型财政拨款的基础上，探索需求型财政拨款，即财政流向从直接给教育机构转向直接给需求者（学生和企业），由专项转为生均，由部门掌管经费转为学校掌握。

　　3、完善职业院校内部治理结构，提升自主办学能力。

　　扩大职业院校办学自主权有赖于其自主办学能力的提高。要建立现代职业学校制度，完善职业院校章程。建立健全由学校相关利益主体包括行业、企业、社区、教职员工、学生、家长、社会贤达等代表参与的董事会、理事会等管理机构。当前，600多所地方院校转型不能仅靠政府由上而下推动，还需要激发学校内源动力，政府可以出台转型的政策，但具体如何转型，应该由学校自主决定，学校的教授委员会，可结合国家政策、学校办学实际情况，决定学校是否转型，以及转型后的师资建设、课程建设、人才培养模式。

　　全国政协委员胡卫：应建立开放多元的职业培训学习制度

　　胡卫委员也针对“产业升级呼唤高技能人才”问题提出提案，他指出经济越发展，社会越进步，越需要高素质的技能型人才和高质量的职业教育作支撑。当前，我国建设一支世界一流的技能人才队伍，需要从观念、投入、制度、教育等方面入手，多措并举。为此建议，首先，要建立灵活多样、开放多元的职业培训学习制度。其次，要提升职业技术院校培养技能人才的水平。再次，要积极营造尊重劳动、崇尚技能的良好社会环境。

　　以下为关于“产业升级呼唤高技能人才”提案的全部内容：

　　前不久，第十二届高技能人才表彰大会举行，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尹蔚民指出，要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部署要求，切实把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摆到重要位置，采取有力措施，不断开拓创新，推动高技能人才队伍不断发展壮大。

　　“治国经邦，人才为急。”当前，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从结构不合理转向结构优化，从要素投入驱动转向创新驱动，特别是人口老龄化日趋加重，人口红利终结，经济增长将更多依靠人力资本质量和技术进步。经济对人才的需求犹如金字塔：一个科学家、9个工程师、100个高技能人才。世界发展历程也表明，发达国家人才需求结构比例一般为：拔尖人才占5%，研发人才占30%，生产管理服务一线专业技术技能型人才占65%。经济越发展，社会越进步，越需要高素质的技能型人才和高质量的职业教育作支撑。无论是制造业的转型升级、产业结构调整，还是发展现代服务业、加快技术革新步伐，掌握现代技术技能的高素质劳动者都是有力的支撑和宝贵的资源。

　　正如国务院副总理马凯所言，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更需要一支拥有现代科技知识和创新能力的高素质技工队伍。与技能人才的旺盛需求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目前我国技能劳动者总量严重不足，仅占就业人员的19%，高技能人才数量还不足5%；技能劳动者的求人倍率一直在1.5:1以上，高级技工的求人倍率甚至达到2:1以上的水平，技工荒已从东部沿海蔓延至中西部地区。

　　事实上，不仅我国对高技能人才需求紧迫，西方发达国家同样对技能人才求贤若渴。世界经济论坛与德勤有限公司联合发布的研究报告《制造业未来：机遇推动经济增长》估计，技能人才缺口全球已达1000万，主要集中在技术工、熟练生产工人、工程技术人员、设计工程师等。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不少发达国家纷纷颁布高技能人才国家战略，把重视职业教育、培养高技能人才作为提高产品竞争力的战略举措。美国提出要打造世界一流的劳动力，重返制造业巅峰，实施了一项6亿美元的就业培训计划，着力培养高技能人才。英国发布了“为可持续发展而提高技能”和“为可持续发展而对技能投入”两个技能开发的战略性文件，指出，技能对于英国在全球竞争中具有重要作用，未来的经济发展动力来自于高技术人才的储备。德国提出实施工业4.0国家战略，旨在通过打造智能制造的新标准，稳固全球制造业的龙头地位。

　　当前，我国建设一支世界一流的技能人才队伍，需要从观念、投入、制度、教育等方面入手，多措并举。

　　首先，要建立灵活多样、开放多元的职业培训学习制度。目前许多劳动者都有参与职业培训、提升劳动技能的需求，但是由于我国职业院校学制单一，过于封闭，导致难以入学。美国社区学院实行开放式、多元化、灵活性的模式招生，98%的社区学院不举行入学考试，对招生对象也没有学历要求，提供全日制、半日制、周末、晚间等多种学习方式，学生水平不同，课程长短、学习时间可由学生决定。我国应借鉴该模式，建立灵活开放的学制，将职业教育的对象从中学生扩大到成人，包括大学毕业生、城镇在岗、转岗、下岗再就业人员，农村转移劳动力等，开展各种形式的职业技能培训。

　　其次，要提升职业技术院校培养技能人才的水平。职业院校是培养技能型人才的主阵地，当前，职业教育质量与普通教育存在较大差距，不同类型职业院校办学水平层次不齐，生源质量、教学质量、社会认可度不高，普遍缺乏与企业进行深入合作、服务企业技术改造的能力。对此，应加大对职业教育的经费投入，提升生均经费；职业院校要加强师资队伍建设，由于大多数教师从校门走向校门，缺乏工程实践经验和企业经历，不了解行业企业需求，应积极支持教师到校外企业参与实践锻炼，让其了解所教学专业目前的生产、技术等现状及发展趋势，成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双师型”教师。要推动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和高技能人才培养。政府通过制定现实可行、操作性强的法律、法规或政策,并辅之以严格的、有效的监督制度,规范、约束企业行为,逐渐使企业从被动参与职业教育转变成为自觉意识和自然行为。

　　再次，要积极营造尊重劳动、崇尚技能的良好社会环境。长期以来，受“学而优则仕”、“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等传统思想的影响，社会上普遍存在“重学历轻能力；重理论轻实践；重文化轻技术”的倾向，导致人才观、成才观偏离。要在全社会大力倡导正确的人才观，弘扬尊重劳动、崇尚技能、多样化成才理念，努力提高技能人才的职业认可度和社会地位。要建立职业准入制度以及与技能水平挂钩的收入分配制度，缩小行业收入差距，逐步提高生产服务一线技能型人才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收入,消除职业院校毕业生就业歧视性政策；要在全社会树立技术工人也是人才的人才观，用素质能力资格替代唯文凭学历的评价观。

　　全国政协委员孙太利：加强职业能力教育提高大学生就业竞争力

　　两会前夕，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信长星、全国政协委员、天津庆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孙太利、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张车伟共同做客人民日报社、人民网“两会e客厅”，解读了经济发展新常态下企业发展与就业增长的话题。作为来自基层的企业经营者，孙太利认为，经济新常态下，人才竞争力对于企业尤其重要，而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加强职业能力教育有利于提高大学生就业竞争力，从而提高企业的竞争力。

　　孙太利表示，为了适应经济新常态，企业发展的战略模式、商业模式以及核心竞争力都要有相应的转变。现在应对结构性方面的变化，企业最难的是技术工人“用工荒”。破解这个难题，首先要从高等教育抓起，尤其是职业教育。

　　对于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孙太利补充强调，要加强对毕业生的基础能力培训，同时学生自身要树立正确的就业观，从基层干起，吃苦耐劳，从而积累宝贵的经验。他说：“青年朋友们要增强学习力，只有增强学习力才能增强工作力，才能提升创新力，同时也能够推动自身发展和企业发展。”

　　王康委员：职业教育应该由国务院主导

　　全国政协委员、四川省教育厅副厅长王康在接受人民网记者采访时表示，职业教育的发展，首先要在国家顶层设计上有一个总体的科学的概念，职业教育应该理解为基于职业岗位而开展的教育，而不是狭隘地理解为中等职业教育。

　　误区一：职业教育等于教育层次低

　　究竟什么样的教育是职业教育？王康委员认为，职业教育有个统一认识的问题，现在政府、学校、企业对此见解不一，需要纠正。职业教育应该是针对职业岗位而言的教育，所谓职业岗，360行，每个行业数以十万计的职业都可以叫职业岗。

　　“老师是一个职业岗，医生是一个职业岗，公务员队伍里，科长是一个职业岗，处长是一个职业岗，部长也是个职业岗。”王康说。

　　王康委员指出，职业教育是一种教育类型，而不是一个教育层次，职业教育并不等于教育层次低，这个教育类型可以从中等职业教育一直到博士。“我们现在把职业教育局限于中等职业教育，这是对职业教育片面或者不完整的理解，这种观念导致一些人觉得一向职业教育靠近就是打折了，这是错误的。”

　　“比如说，医学专业培养的医学牙科博士，就是技术型应用型人才，他要能看牙病。培养的飞行员，他的职业就是飞行，他出来以后就是从事这项工作。这些在学历上都比中职要高。现在学位里面也有专业硕士、专业博士，这实际上都属于应用型的职业教育。”

　　误区二：应用型技术型大学内涵外延都没搞清楚

　　去年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要求引导一批普通本科高等学校向应用技术类型高等学校转型。媒体引用教育部高层的讲话称，将有600多所地方本科高校向应用技术、职业教育类型转变。

　　但是，如此大规模的转型却存在动力不足的问题。除部分普通本科高等学校认为的“转型相当于‘降格’”外，王康委员认为，这与应用技术型大学概念不明晰有关，“只要求转型，但内涵和外延没搞清楚，没有明确标准，所以有的学校即使想转型，也不知道怎么转。目标是什么，步骤是什么，方法是什么，都不知道。”

　　误区三：职业教育的主体是学校而非用人单位

　　针对目前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过程中存在的用人单位积极性不高的问题，王康委员认为，这是对职业教育认识不足、不统一的必然结果。“如果我们把职业教育定义为职业岗位的教育，那么教育的主体就不该是学校，而应该是所有的用人单位，在国外叫做雇主。”

　　王康委员指出，现在很多企业只知道向学校要人，但是怎么培养人他从来就不考虑。“其实，培养人才不只是学校的事，而是用人单位自身的事，是行业自身发展的事。”

　　德国的职业教育世界一流，也受到王康委员特别推崇。他介绍到，德国人不仅汽车造得好，职业教育也做得非常好，为了搞好德国车的售后服务，提高德国汽车在中国市场竞争力，针对中国这个大市场，德国汽车商不仅开发了德系汽车维修的教学包，并选择一些中国高校搞合作，为他们培养专业人才，为他的汽车在中国提供高水平的维修服务。“这个职业教育的主导是谁？是行业，是企业。但是，中国则更多地把重任给了教育。”

　　职业教育发展需要做好顶层设计

　　王康委员表示，职业教育在国家层面应该由国务院主导，人社部牵头。各部委都要对其所属的行业、企业提出要求，要求它们根据本行业、本企业具体职业岗位的实际情况和发展需求，来提出相关的职业人才标准。并在此基础上，有用人单位与相关学校一道共同确定培育大纲、共同审定教学内容、共同开展师资队伍建设、共同建设实训基地、共同开展人才培育。“只有把行业、企业的主动性、积极性发挥起来，这样才能激发起千军万马，才能促进学校与用人单位的深度融合，才能发展好我们的职业教育。”

　　2014年，是我国职业教育大发展、大改革的一年。对此，王康表示，形势令人鼓舞，但是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需要进一步做好顶层设计。“如果顶层设计不做好，在微观层面永远是没办法的。不管你折腾得再厉害，那还是教育部在唱独角戏，只会剃头挑子一头热。”

（以上内容根据网络内容整理，来源分别是中国网，人民网。作者分别为刘昌，李维娜，贺迎春。）